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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去摸小孩的头。
退烧了。松了一口气。
昨天吃完饭后已经是满天银钉子星，回不去，我带着池迁去住旅店，临着大马路，有跑长途的重型货车驶过，整栋楼都会震动起来。床是木板拼起来的，电视只有十个台，九个是雪花，窗子上满是灰尘，我去给他开水龙头的时候，他就蹲在窗前看蜘蛛结网。
没办法要求太多，把他剥光丢进去洗澡，我捏着鼻子把他那一身看不出颜色的衣服扔进垃圾桶，转身下楼给他买新衣新鞋。我跟童装店的老板娘比划着孩子的高矮胖瘦，老板娘笑着扒拉出一套小熊装，浅棕色，帽子上挂着两只毛茸茸的熊耳，屁股后头还有只圆尾巴，说：“这种卖的可好了，我都加进了好几次货，现在又卖得精光，还有配套的鞋子咧！”
我想象了一下池迁穿上的模样，虽然也有些心动，但还是不确定地说：“我们家孩子九岁了，还能穿这个？”
“能！怎么不能！”老板娘赶紧利落地给我装进袋子里，“昨儿我还见到一个二十几的小姑娘穿呢！”
说完，又问：“还有配套的毛衣、围巾和棉鞋要不要？”
我克制不住的两眼放光：“好好好。”
于是早上，我牵着一只熊坐上开往南川的班车，四周投射来无数羡艳目光，我还听见有女孩子压住嗓子的尖叫：“快看，快看，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啊——”
就差“嗷呜”一声扑上来了。
我如同步入星光大道一般趾高气昂，谁说男人没有虚荣心？
回了南川，先领着熊孩子去见爸妈，客家人不兴分家，我哥哥依旧同父母住在一起，爸妈住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房子，“口”字形的土楼，两层，中间是天井，一口老井，屋子后头的野地种满高大的香蕉树，敞开二楼窗子，芭蕉扇一样的叶子能直接戳进来，阳光都是碎的。
我前头两个哥哥，一家住北面，一家住东面，爸妈住西面，我原本就住他们楼上，后来为了娶立秋搬了出去。她不喜欢这种家长里短的日子，第三次晚归被我妈说了一通之后，她就闹着要搬，我就在外面买了房子。
一开大门，我妈见到一大一小的造型就一愣，池迁抓着我的衣角，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一朵半开的野花递到我妈面前，那是他在别人家菜地里偷摘的，小孩有些怕生，怯怯地叫了一声：“奶奶，给你。”
五十几的老太太一颗心都化了。
我爸围着围裙从厨房里赶出来，两只手紧张的在上头抹来抹去：“快进来快进来。”
路上和爸妈报备过，他们也知道我决定收养池迁的事，一开始我爸有些不高兴，他不喜欢立秋，打头他就觉出立秋对我太冷淡，后来发生那样的事更是令他不满，可现在人都没了，他也就不说什么了。
立秋和我离婚时就数我妈骂得最狠，但我妈听见立秋自杀的事，却怔了一下，低声叹气：“她也是个傻姑娘啊。”
我前面还有两个吃喝嫖赌样样齐全的哥哥，可我妈却说她最担心的是我。也许是那年我一脸伤心欲绝跑去西部自我流放将我妈吓坏了，我还记得，上辈子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还彻夜写过一封信给她，说我对婚姻绝望了，再也不想结婚云云，惹得我妈以为我在深山中剃度出家。
因此我带着池迁回来，我妈尤为激动，抱着孩子哽咽道：“老天啊，总算还留了个人给你种小菊花啊！”
池迁：“？？？”
我：“......”
我再不肯结婚，我妈就一直担心我会灵前凄凉，给我早早买好一个大花盆，再三叮嘱我的小侄子们，等我几十年后撒手人寰，记得把我骨灰收在里面埋点土撒点种子，好叫我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有个事做，不至于太寂寞。
我表示......就算种黄瓜，我也不种小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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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池迁安放在爸妈家，我就想着去联系学校和老师，小孩九岁了，肯定得上学。我去支教是停薪保职，还要去一中一趟，不然怎么养家呢？
我的工作没问题，只是这学期排不上课了，得等到明年。看来这几个月我得另谋生路，弄个副业，至少要挨到明年春天开学。上辈子我就一穷教书的，一辈子连点积蓄都没给池迁留下，这辈子可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如果我又出什么意外，至少要留点家产给他，让他以后能少奋斗几年。
这件事可以慢慢合计，池迁念书的事倒是有点波折。
上辈子什么事都是托卫衡办的，也不知道原来他的学校这么难找。他户口随的立秋，立秋是判过刑的人，稍好一点的中心小学、实验小学都不肯收，他们怕池迁会带坏别的孩子。
最后还是决定去找卫衡，他父亲是南川镇长，这样的事都不用他出马，叫秘书挂一个电话去就行了。
一步一步往卫衡家去，满心都是对池迁的愧疚。
他家就在一中附近，走半条街，独门独院的一栋，后面是山，还有一个种满荷花的鱼塘。
我去找他时，他正坐在自家鱼塘边垂钓，弄了个大伞撑着，一条折叠躺椅，我在一旁说得口干舌燥，他只嘘了一声：“阿俨，你坐，等我家鲤鱼上钩不急。”
我无可奈何，只好陪他坐下来，幸好我是深知他一贯做派的，否则真想将他一脚踹入水中。
想起上辈子刚认识他时，我被他这臭脾性气得不知道生了几肚子闷气，尤其那一次，我哥被扫黄的警察抓进局里了，我像旋风般刮去他家找他救命，就看到他闲闲地靠在藤椅上，桌上摆了一盘围棋，自己和自己下得津津有味，摆摆手对我说：“阿俨，你坐，等我这盘棋下完不急。”
我记得我那时好像见到鬼般瞪着他，心想，可能下一秒地震海啸，天要塌下来，我跑进来叫他快逃命，他也会温温吞吞地提笔铺纸：“阿俨，你坐，等我写个遗书交代下后事再逃不急。”
一个小时后，我坐在他身旁瞌睡得连连点头，他终于钓得一尾呆笨呆笨的胖鲤鱼，心满意足地将它放回水中，才慢悠悠地说：“嗯？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呃......我来找你帮我家小鬼安排个小学，我刚找了好几个学校人都不肯收......”
“哦，好的。”他平淡地点点头，“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卫衡就是这种让人无力的家伙，而我居然和他做了快十年的朋友，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有不少人不喜欢卫衡，因为他太不通世故，别人看他那副寡淡的脸就会觉得眼高于顶和轻漫，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你要是有事求他，他都不懂拒绝你。
以前还在念书时，有个坐在他后座的女生要他每天带一块巧克力给她，他坚持了一年多，直到那姑娘转学。那时候巧克力这种东西还蛮稀有的，至少我那时就没吃过。他也觉得麻烦，但是他这人就那样，怕跟别人说不。
我是在初三的时候认识他，那时候卫衡高三，我作为校广播站的小记者去采访他，因为他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被保送到医科大学念本硕连读的人。
校刊上有一张他的照片，毕业的六月，他应学校要求拍宣传照，站在炙热的阳光下，一手展示着一份录取通知书，一手举着一张照片，眼中的泪混着汗水滴下来。
照片上的男生我认识，名字叫青森，是校田径队的体育特长生，十分高大强壮的人，谈不上英俊，但棱角分明，不笑的话看起来有几分凶恶，但眼神却像鹿一样柔和。
我也采访过他，那时他破了省运动会的记录，被评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卫衡考上保送的前半年，青森回家的时候被几个把摩托骑得七扭八歪的飞车党撞下马路，头磕到高压电箱上，再也没醒来。撞他的人连十五岁都不到，抓起来又放了，只赔了十几万了事。
要采访卫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他神出鬼没，最后是在图书馆的顶层找到他，我嘴叼一只笔，腋下夹着一本笔记本，从生锈的铁门缝隙里钻过去，卫衡正坐在呼呼作响的空调箱上发呆。
我问他为什么拿着那张照片。
“他练习经常受伤，我是为他考的医生。”卫衡回答，“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没有食言。”
我在本子上写下傻乎乎的句子：“友谊天长地久。”
他看到我写的话，一笑：“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却是我除父母外最爱的人。”
我笔下一抖，抬头看他，他很坦荡，眼神磊落。
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病人中剔除，但还是将其归类到“性心理障碍”的条目下。
要知道那是1989年，没人敢说出那种话，他敢，他无所畏惧。
因为他不在乎了，这世上会有人怎么说他，他都不在乎了，因为唯一能左右他悲欢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想到这我心中一阵闷痛。
我问：“他知道吗？”
“不知道。”卫衡笑了笑，“他不是那种人。”
“你没有对他暗示过吗？”
“没有，我本来打算当他一辈子的朋友，可我没想到一辈子这么短，”他停了一下，轻声说，“......又这么长。”
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拍裤子跳了下去，我跟着他跳了下来，我看着他有点儿难过，我说：“我能抱你一下吗？”
他慢吞吞地展开手臂抱了我一下，走了。
一个人，抄着口袋，慢慢悠悠地消失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
后来我跟他成了朋友，他帮我辅导中考题，但如果你靠他给你讲课提高分数，你中考一定无望，我就深受其害。比如一道地理选择题，ABCD四个选项，他会跟你说：“为什么河流左边侵蚀得比右边严重？A不用看都知道是错的，B一看就是错的，D想一想就知道是错的，那就只能选C咯。”
我：“......”
他对人就这样，说话做事，什么都慢半拍，招呼朋友永远只有一句：“谁谁，你坐。”
但我不怪他。
我知道，他只是不想那么快走到那个没了青森的未来。
曾有人评价卫衡性子沉静，但我知道那是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