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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婚姻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
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为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名人，回北平后，日程安排很满，会见亲友，接受来访，找工作。
7月7日，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论创作》的报告，表达了他正视现实与民间疾苦的文学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参见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真社”，有散文、诗歌等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他们是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后，以“真社”的名义作的邀请。
那时，老舍怕烦扰母亲，就住在北京师范学校教务长、老朋友白涤洲家，胡絮青因课余在那里兼课，同学们就公推她出面。她去了，没说几句话，老舍就答应了，定下演讲的日期。
到家后，她母亲就打听见到老舍没有，是怎么个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里老太太很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就说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实。后来才知道，她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留意物色个女婿。罗常培一口答应，想到了顶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为人和性情、爱好很接近，合得来，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却未想过结婚上的事，朋友们都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
老舍觉得经济情况已好转，不至于因他结婚使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参见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们》，《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撮合成功。
这真是打不断的姻缘！
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齐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创刊号。 ）。
寒假时，二人受请，一起吃过几顿饭，老舍就给胡絮青去信，让彼此以信交流，说出心里的话。回济南后，就每天起码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学毕业，老舍从济南回到北平，和她成亲。当时，亲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结合的仪式来办，迎了亲，磕了头，才去饭庄里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结婚，在香山或颐和园租间房，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时像猴儿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让老人太伤心难过，听了话。
半个月后，夫妻去了济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页）至于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里有所表述，是小说里的老大瑞宣，鼓励三弟出去时说的：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都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这一走，注定要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把巨大的苦难留给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把一点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五十块钱，才提了皮箱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不少人为生计所迫，已放弃写作。
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絮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拉扯三个孩子，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并在朋友帮助下安了家。这时，夫妻分别已整整六年。
6年里，老舍没有一天不在牵挂，觉得对不起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页。）胡絮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絮青细心介绍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面面，说了两三个月时间，才把几年间的见闻、感触对一批批朋友唠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干扰，在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北碚小镇，开始了近一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
对此，胡絮青是这样进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
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有这样一个妻子从旁告知细节，这部小说就踩住了“实景”，而不是悬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写最长的，还可能是“最好的”（这是老舍的自我评价。参见舒乙《老舍在美国》，《文艺报》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红旗下》应该比《四世同堂》更伟大，可惜只有个开头，没写完））作品。第一、二部写了两年，第三部则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为期一年，谁也料不到此去会长达四年多，他决意留下，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还组织人翻译出来，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从旧金山出发，12月12日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
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
做一个作家的妻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这样的以写作为生命，写起来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则尤难。
仅以此说，当初要是选人不适，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这样外柔内刚、富有节气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他的事迹怕是要逊色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