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欢庆祝捷嘉奖

江山多娇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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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5日,军委会政治部电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长沙守城战场按原样放置,不准清理,以备国内及友邦人士视察。”当日,军司令部通知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柳谢春:“不准清理战场,已经收容的就收容,尚未收容的暂不要动。市民暂不回城。”

    5日、6日两天,各师官兵休息。许多下级军官到各师部请求:“收容烈士,入土为安。”7日上午,军长李玉堂亲自电话通知各师长:“午饭后全体集合收容烈士,动员已返城的和城郊百姓协助。”从1月15日起,一具具尸体被脱衣、洗净,伤口处用新纱布、绷带包扎,穿戴新军衣、军帽,军衔级别上加一等。新褥子铺在棺内,遗体入棺后,新被子盖在胸前。

    1月18日,重庆军委会新闻处举行记者会。

    记者问:“长沙会战告捷,委员长可否谈谈此刻心情?”

    蒋介石说:“此役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本人与全**民同样深感欣喜。倭寇在深陷中国之巨大泥淖不能自拔之际,发动称雄世界之太平洋战争,无异饮鸩止渴。中国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前途和世界恢复和平充满信心。”

    记者问:“据悉此次军事行动,自始至终在最高军事当局直接指挥之下,作为最高统帅,请问您对此次作战的军事指导有何评价?”

    蒋介石说:“军事当局,将此次作战称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役自始至终,重庆方面都有直接报告和具体指导。在谋略方面,此次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法。特别要指出的是湖南方面战区长官和各部将领指挥有方,更赖官兵忠勇效命,加之地方民众大力支援战争,我军歼敌建功,大挫倭寇嚣张气焰,故本人以为此役乃‘七.七’事变以来,军事当局之大兵团作战最得意之作。”

    记者问:“请您谈谈此次大捷,对同盟国作战全局有何影响?”

    蒋介石说:“德、意、日图谋称雄世界固然是痴人说梦,但并非说轴心国倚仗先进武器并穷兵黩武不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浩劫惨祸。中国民众历经四年半艰苦卓绝之战争,也是对世界和平之巨大贡献。此当同盟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际,军事当局在长沙获得如此空前之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亦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决心和实力。”

    1月18日夜,第九战区长官部接到重庆委员长侍从室电话通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及侍从室人员等一行15人,将来南岳参加战区庆功暨作战总结活动。

    薛岳接此通知后连夜召开战区、省政府联席会议,部署相关事宜。战区参谋处连夜赶写作战总结、汇报稿,组织未参战部队成立参谋旅行团视察战场,接待各方来访,介绍战况,简直比战时还忙。

    国内外对这次长沙会战胜利反应热烈: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值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新华日报》对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击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有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

    《东南日报》指出:“我们将来的艰苦,固然还是方兴未艾,但我们倘能以‘战长沙’的勇敢精神,去从事每一场大战,则我们最后胜利必能提早到来。”

    长沙第九战区长官部大门口,拥满了来自各县乡的民间鼓乐队吹吹打打,燃放鞭炮。一辆辆马车上满载着活的猪、羊、鸡和宰好的大砣肉块,整坛的酒和新鲜蔬菜,前来犒劳军队。几位军官满面春风地站在大门口,一面不住地拱手道谢,一面安排士兵将马车带往分驻在各处的部队营地。

    1月22日,军委会发表任职命令:

    原第4军军长欧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原第10军军长李玉堂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原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任第10军军长;

    原第59师师长张德能任第4军军长;

    原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任该师师长;

    原预备第10师28团团长葛先才任该师副师长。

    1月24日,军委会再次发表任职命令:

    第58军军长孙渡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该军军长由新10师师长鲁道源担任。

    在南岳庆功会上,薛岳由蒋介石亲自佩戴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其他战绩显赫将士也荣获各等勋章奖励。

    1月25日,第九战区在岳麓山下开阔地举行了祝捷庆功大会。

    1月16日,阿南惟畿带领参谋人员由岳阳返回汉口。17日,第11军司令部设置灵堂,追念此次作战中阵亡的日军官兵。18日,日本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飞抵汉口参加作战总结,当日下午他参加了第11军追悼会。

    畑俊六将此次作战总结上报大本营。

    大本营以此总结报告为依据作出如下结论:“这次作战是以配合香港作战为动机而进行的。然而我军推进到汨罗江一线时,情报和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在重庆军节节退避时,我军完全跳入了事先设置的陷阱……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造成这样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这次作战中,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名,战伤4,412名。这次以策应香港作战为目的的长沙作战的损失,竟为香港作战的2.5倍。”

    (第五卷正文完)